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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狩猎,是保护而并非滥杀!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美国女主播梅丽莎•巴赫曼(Melissa Bachman)在社交网站"推特"上晒出了一张在南非狩猎时拍摄的自己与被她打死的雄狮的合影。国内媒体转载后,此举引发中国网民的口诛笔伐,纷纷指责梅丽莎的残忍与冷酷。

 

事实上,美国女主播梅丽莎•巴赫曼参与战利品狩猎本身并无问题,只是她犯了猎人的大忌,显摆炫耀。运动狩猎并非乱捕滥猎,即在不危害物种生存和不违反所在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律的情况下,猎杀狩猎场内不超过合理猎取量的、已不参与种内繁殖活动的某种野生动物老年个体。猎人缴纳的费用,也成为野生动物保护筹集资金的最重要渠道之一。因此,狩猎本身就是一种保护。


这是个事实,但不太容易让人接受。对于运动狩猎的支持者来说,这是他们的关键论据。为了解释其中逻辑,我们不妨来看看以下相关的事实。

 

运行狩猎区别于商业狩猎,猎杀仅限于过剩数量及不参与繁殖活动的老年个体的野生动物。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动物保护专家卡尔•马尔科姆(Karl Malcolm)说,狩猎大约可以分为三种:维生狩猎、商业狩猎、运动狩猎。维生狩猎是为了提供基本的衣食进行的狩猎,因为需求少,所以对动物种群的破坏不大;商业狩猎的目的是获取作为商品赢利的肉、皮、毛,所以显得“贪得无厌”,对动物种群的破坏很大;运动狩猎(即有偿狩猎)是为了追求个人体验,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限额狩猎,数量非常有限,对动物种群的破坏很小。比如在加拿大可以猎杀北美棕熊,但是其每年猎杀执照仅限于过剩的数量,或不参与种内繁殖活动的某种野生动物老年个体,是有区别于商业狩猎的。

 

 

有节制的有偿猎杀不等同于乱捕滥杀,不会导致种群变小或者物种灭绝,对"非法盗猎"才应严厉打击


运动狩猎不等同于"猎杀"、乱捕滥杀。 国家林业局的资料显示,自1984年第一家国际狩猎场开业后,截至2005年底,中国一共接待国际猎人1101人次,狩猎野生动物总数1347头(只),"每只是谁打的都有花名册"。20多年来,从未出现过"多杀滥杀"的情况。 只有在不了解野生动物种群变化规律的人看来,战利品狩猎会使种群变小甚至导致物种的灭绝。例如,自青海省都兰县开展国际狩猎以来,狩猎量一直控制在0.33%以下,1988、1996和 2009年三次对都兰猎场调查的数据都表明这个额度没有影响到种群数量。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发表声明称,"有节制的战利品狩猎活动不会是对动物的一种威胁,而恰恰是一种能缓和人类和动物冲突的办法,而且能给贫困地区的人们带来经济利益,从而增强他们对动物保护的支持。"但是,鼓励运动狩猎活动的同时,政府也必须对非法捕杀野生动物采取严厉措施。 我们在新闻报道中常见的"盗猎",属于标准的商业狩猎,其目的是获取作为商品赢利的肉、皮、毛,所以显得"贪得无厌",对动物种群的破坏很大,常常成为 "滥杀"。

 

 

运动狩猎通过牺牲个体来换取对野生动物的保护,1994年,南非白犀牛准予狩猎后,种群数量迅速增加,增长2.5倍


美国、加拿大、新西兰等国家将野生动物视为可再生资源和经济资产,把运动狩猎作为管理野生动物种群及其栖息地的有效手段。在野生动物经营领域的研究历史悠久的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自然主义者李奥帕德创立了"动物经营"的概念,"野生动物管理人在野外养育猎物,并将狩猎从开发利用行为变成收获行为,而收获让人们更愿意在野生动物保护上投资。

 

 英国经济学家蒂莫西•斯旺森曾提出"动态激励机制", 以此支持把狩猎活动作为保护策略,在需要对野生动物进行管理的区域……完全到这些收 入是当地野生动物保护的重要资金来源,CITES特意网开一面,给了南非和纳米比亚两国每年10头黑犀牛的贸易配额。2008年,实际被猎获的犀牛为4 只,且都是过了生育期的老年雄性犀牛,为当地带来的经济利益在60万美元以上的野生动物保护资金。

 

 

在获得同样资金情况下,运动狩猎比生态旅游破坏资源要小得多


正因有猎场的收益,土地拥有者才有保护生态环境的动力。美国蒙他拿大学哈里斯教授等在青海和甘肃研究了7年得出结论,在地方获得同样资金的情况下,狩猎要比生态旅游破坏资源要小得多。

 

每位生态旅游者在非洲或南美能为当地贡献60—170美元,而当地从每个岩羊猎人身上至少能获得2000—3000美元,因为生态旅游需要较高的接待服务设施,要洗澡,对饮食也有较高的要求,汽车对草场的破坏是显而易见的,饲养更多的马匹和骑马活动都会对野生动物生存造成压力。

 

在非洲,对野生动物造成毁灭性危害的,不是狩猎,而是人类所谓的现代文明生产方式,为了饲养成千上万头牛,放火烧掉了所有灌木,甚至下药毒死威胁牛群的狮子和豹子。

 

 

运动狩猎合理性在于使保护行为行使者及当地社区受益,巴基斯坦的狩猎项目会将高达80%的收益分配给地方社区

 

国际野生动物保护学会首席科学家乔治•夏勒指出,运动狩猎的确是一种强有力如,"避免使用口径和威力过小、不能让动物迅速死亡的武器","打公不打母,打老不打幼"的原则,以及"射伤的猎物必须尽快寻找,若丢失,仍按照已获取猎物核销狩猎许可"。

 

 

在美国,大约7%的美国人参与打猎,注册的猎人达1800万,大家可以购买鸭票、鹿票之类的野生动物猎获凭证。与狩猎活动相配套的是,美国有相当严格的法律,在一个猎手打猎前,联邦政府就已经对其将来猎获物的数量、性别、年龄等有了很详细的规定。一般情况下,允许狩猎的动物均为比较常见的动物。对一些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政府采取配额的方式,让民众提出申请。

 

保护动物的配额数量,需经过专业系统论证。对规则的遵守,靠狩猎者的自律,也有野生动物警署的监管和民众的相互监督。而猎人每次所获猎物,都必须进行登记,如果没有按照指标进行狩猎,将遭受禁猎或者罚款。对于误杀规定范围外的动物,则会遭到吊销狩猎执照的处罚。而且这些猎获物绝对不能出售,出售自己的猎获物并从中渔利是非法的。

 

但是,如果换到一个国家机器不够强大的地方,事情就不一样了。在非洲,一些保护区展开了运动狩猎,希望取代盗猎。但效果有好有差。津巴布韦做得不错,在2000年之前曾获得过每年150万美元以上收入。这些收入落到当地贫困社区人们的口袋里,这对野生动物保护起到了重要引导和支持。莫桑比克的尼亚萨保护区开展了针对花豹的运动狩猎项目,但效果不好。当地人被剥夺了捕猎的权利,但花豹依旧会捕捉它们的羊;运动狩猎所赚取的钱被国家收去了,雨露没有落到地上。于是,当地的居民们没有停止他们的盗猎活动。喀麦隆的国家公园,也做运动狩猎生意。他们为了让猎场得到保障,常常会把本地居民迁出原住地。同时,狩猎收益也多留存在国家手中,真正获益的本地居民非常少,显然会打击他们对野生动物保护的热情。后两个例子并不能说明利用运动狩猎保护动物的尝试有策略上的错误,但是,在执行当中,保护者必然会碰到种种难以避免的非科学性问题,肯定会遇到人性的阴暗面,它们会让整个计划变得不如意。

 

狩猎的残忍并不甚于农业养殖和畜牧生产,杀死动物,就并非不尊重动物福利


从情感出发的动物保护者们反对狩猎,还考虑到一个"动物福利" 问题。 对于现代文明来说,尽可能快的处死猎物,让那些动物尽可能少的遭受痛苦,是符合动物物福利的。虽然相关国家已有很多规定,比如什么季节使用什么枪械,目的在 于让动物迅速死亡的武器,保护动物福利。但是,在捕猎过程当中,这个要求不可能完全满足,不是每个人都是神枪手。有数据显示,美国的猎人常常无法捕获它们击中的鹿,后者会带着枪伤生存下去,这些伤口给它们带来的痛苦是长时间的。


然而,动物福利一般指动物(尤其是受人类控制的)不应受到不必要的痛苦,即使是供人用作食物、工作工具、友伴或研究需要。这个立场是建基于人类所做的行为需要有相当的道德情操,而并非像一些动物权益者将动物的地位提升至与人类相若,并在政治及哲学方面追寻更大的权益。猎捕动物与动物福利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问题,不能相提并论。狩猎的残忍并不甚于农业养殖和畜牧生产,杀死动物,就并非不尊重动物福利。


运动狩猎面对动物福利方面的指责是无解的。但是,如果这种杀戮的确会带来保护,那么这种罪恶就是一种必要之恶。


 

结论是没有结论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通过运动狩猎来保护生态不是一个梦想。他们的政府、NGO、媒体等各种力量的合力,可以保证让这种符合经济学的保护方式成为现实。而在那些不发达的国家,运动狩猎能否成为保护珍稀物种的好方法,关键还是得看执行。某地区是否适合开展运动狩猎,不存在普适的评判方法,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物种保护,“没有杀害”不是最终目标。真正的目标是种族、种群的延续。面对这样一种很有可能通向良好愿景的可行性,我们不妨以更开放的眼光来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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